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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在流淌，形势一天比一比艰难。
沿海的家具产业，一年也不过是需要两千万张左右的细木工板，可单袁州地区的产能就达到了三千万张，这还不包括东北人开始用海运，试图收复这个原属于他们的市场。细木工板这个从东北人那抢来的生意，结局如以前的纤维板、密度板一样，甚至比那些产品还惨，刚红火不到一年，就被一窝蜂而上的厂子做垮。
整个市场供大于求，哪怕是李传林组织起营销队伍，蹲在沿海地区搞销售；降低木条的收购价，各种办法使尽，也无法挽回败局，厂里的亏损额一路攀升。可即使是这样，李传林依然咬着牙生产，还把每月免除的税费，当成退股的资金发还给各位隐性股东。也因为他的识情识趣，在能看到资金安全收回的官员们暗示之下，驻扎在崇乡、高桥三个分厂的林工站工作人员开始撤离，政府开始对农民偷逃林业规费视而不见。
有人处即有江湖，一个班子不可能利益一致，宣传部长高均最先跳出来唱反调；市森林公安局也接到了匿名报警电话，讲同古盗砍盗伐现象严重，森林公安处置不力。
上下同欲者胜，被逼上梁山的曾书记一发力，纪委当即将县电视台风韵犹存的女台长双规，牵连出这位县委常委。被男女关系整得灰头土脸的高大部长，灰溜溜地离开同古，去了行署某个轻闲部门任职，算是杀了猴子给鸡看。
有了那只血淋淋的猴子，李传林的生产成本再次降低，细木工板的价格也随之跌到成本价的4/5，全地区的细木工板厂哀鸿遍野。
怎么办？生产越多，亏损越多，同古还好点，有那一千四百多万财政结余打底，无非是日子过紧一点，财政雄厚的邻县纷纷吃苦连连。在国家干部月工资不过四五百块钱的年代里，各个县的财政收入能有多少？
坚持不下去啊！
好在这年头，有事找政府，市场上的事竞争不过，也可以找上级政府调停。在元旦时，行署常务副专员蔡专员，终于召集二十几家企业老板坐谈。
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不合算，可若是杀敌一千自伤三百呢？上面的位子只有那么多，干垮了竞争对手，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！看到仕途竞争对手们的财政急剧恶化，县里两位主要领导默契地联手，居然暗示四大林场向细木工板厂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木材，而且可以赊欠。
作为出头鸟的李传林也想限价、限产，可现在已经由不得他了，只能硬着头皮表示企业还有利润空间，不劳领导费心。
“传林，我们是老朋友了，我理解你的难处，可你也要顾全大局。要是二十三家企业都破产，知道会引发什么吗？”
退不得啊，现在县里给自己的木材，几乎就是白给了！
“老书记，我是个粗人，不晓得那么多大道理，我只晓得我赚了钱，人家就眼红。我要是不给他们一个教训，以后再寻到发财的路子，他们一帮狗X的还会扑上来跟风！”
细木工板是东北人研制出来的，你自己不是跟风？可李传林就是不愿意限产，蔡专员又有什么办法，总不能用权力让别人屈服吧？若是那样，投资环境会急剧恶化，引发更严重的后果。
到达一定高位的领导不同于基层领导，知道其后果的严重性，更何况蔡专员也只是走个过场。爬到今日的高位，要是连顶头上司在想什么都猜不到，他还当什么副书记、常务副专员？为了权力斗争，而损害大局，哎，尸位素餐！
蔡常务副专员调停失败，那就死扛，这一扛就扛到二月份。两三个月前，还有财政结余的同古勉强能发出工资，其余六个林业县扛得连工资都只能从银行贷款，就更别提上解资金还得靠银行，大家都扛得七败俱伤。市场之争到这个时候，莫讲东北人想收复失地，连邻省已经转产的厂子都立即转向，宁愿改回去生产那些好歹能保本的纤维板、密度板。
这价格太便宜了，成本五十多块钱的东西，居然只卖四十多块钱？要不是整个社会经济低迷，恐怕有人会开始囤积居奇了。
政府的日子不好过，李家的日子也愁云惨雾。好在大家知道退股的资金，其实是免除的税费，不是厂里真正掏出去的现金，李家对外又团结惯了的，彼此之间才没彻底翻脸。
男人们能争硬气，不跟屋里的女子人讲烦心事，可女人们可没那个度量，眼看着红火的厂子转眼就亏损，几妯娌之间虽然没当面发牢骚，时不时的风言冷语却冲张象枫而来。反倒是当初强烈反对扩产的李家明，成了婶婶们的心头宝，开口闭嘴都讲家明如何如何厉害，晓得人家是天才，就不要乱作主张。
提前回来操持过年家务的张象枫讲不得、争不得，娘家又回不得，索性天天闷在家里，把电视声音开到最大，听不到就心不烦。
农村里就是这样，兄弟之间打了架隔十天半个月就能和好，错误却最终都会归于妯娌头上。
相比于家里的愁云惨雾，李家明的小事业倒是搞得风生水起。
毛伢张罗着收冬笋，虽然产量不及去年的一半，可耐不住沪市那边价高、本地又没了竞争对手，反而比去年赚得更多，赚得毛伢带着一帮由伢子变成混混的年轻后生，每日恨不得拿钱做身衣裳穿着招摇过市。
香菇生意也红红火火，靠着大棚的保温功能与菇农的辛苦，八十多万袋装香菇生长良好，产量达到了一百二十余万斤，还赶上了元旦、圣诞、春节这一波波的大行情。一百二十万多斤的鲜香菇、二十多万斤冬笋，让军伢、大狗伢他们每日开车累得象条狗，运费也赚得他们眉开眼笑。
优等品一斤二块五、等外品一块三的收购价，卖出去却是优等品六十七日元或五块七的港币，销往内地的等外品也卖到了五块八。即使因为春运没了铁路运输，要承担高昂的汽车运费，也赚得远在深城的大姐和同古的李家明梦里都在笑。特别是搞出来的礼品笋、礼品香菇，加个精美的包装就能价格翻上一番，甚至是几番，更是让大姐觉得城里人就是钱多人傻。
现在公司上了正轨，囤积的杂木、菌种都可以满足几百万菌棒的制作，也到了宣传企业的时机。在新闻价值与私下红包的威力下，地区电视台开始对‘山里人家’农贸公司，当成本年度的经济亮点宣传报道，风头一时压过了行署即将成立经济开发区的重大新闻。尤其是‘山里人家’公司一些为顾客考虑、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，在这个浮躁的年代里显得独立特行，更是记者们宣传报道的重中之重，就连挂名当副总的朱和平都沾了不少光，没少在电视上露面，就更莫提曾书记、钟县长这样的主要领导。
‘山里人家’红了，一家账面年销售额不到五百万，却因让几百户农民赚到了钱，满足了‘农民增收’的政治宣传需要，而成为整个地区的政绩，被送到省电视台再次宣传报道。
手头上突然多了二三百万现金，一直在担心厂子出事的李家明，也终于松了口气，起码那帮贪官污吏的钱可以还得掉了。只要私人利益没有受损，人家就不会强行逼厂子破产，那就一切还在自己能掌控的范围内。当官的人，把他们往最龌龊处想，总是不会错的。
现在的当务之急，是把厂子的控制权拿过来，不能再象以前样，小事父亲做主、大事大家商量着来。就象上次官员入股、退股的事，不该让能赚不能亏的官员入股，可他们为了一点小利双手欢迎；现在形势危急了，必须让官员退股，以保没人暗中拆台，他们又觉得吃亏不乐意。要不是关键时刻，二伯站在自家这一边，还指不定再搞出什么麻烦来。